“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成为数字游牧者’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手段，一种寻求更大自由和实现灵活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方式。” – 张文娟：《以‘数字游牧者’之名：翻译与重构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想象》 – 基于《大理胡尼亚》的田野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6期，第30-48页、126-127页。本期书评：黄殿林陈英芳文字摘录：罗东在现代，除了书籍之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另一个基本手段。今年8月以来，《北京报业书评周刊》以书评为基础，拓展了“书评学术摘要”的知识传播工作，并准备了“北京报纸学术摘要服务.ico”，为杂志行业和摘要出版物提供服务，例如“新闻文摘”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国人大材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每周出版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每期均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最新的、专业的、前沿的文章。同时我们希望入选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本土和全球问题意识，具有独特的中文写作气质。 时间是第七个数字。第二篇文章的作者张文娟通过与云南省大理市“数字游牧民”的田野调查，描述了全球和当地青年的生活方式。他们离开了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大工厂”，但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大城市的行走和生活让他们无法适应原籍国的家庭社会。两难之中，他们转向了 “大理胡尼亚”（大理在国际上的昵称）rnet用户）以“数字游牧民族”的名义重构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意义。笔者指出，这绝不是一种被动的逃避，而是体现了年轻人主动治愈自我的韧性和愿望。以下内容转载已获得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许可。请参阅原始出版物的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和注释。作者 |张文娟电视剧《我的阿勒泰》（2024）剧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进城”早已成为年轻人追随的积极生活方式。但从全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达到70%后，人口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乡村的逆向流动现象十分普遍。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去城市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化率预计2023年将达到66.16%，虽然尚未饱和，但部分地区出现了去城市化的迹象。与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相关的失业、退休和减薪浪潮、社会资本的冲击和经济衰退正在改变年轻人的职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些都市青年主动发起了一系列倒置的生活方式，即向“与社会习俗塑造的传统生活方式相反”的方向主动转变。比如，他们逃离大城市，在小城镇、乡村生活和工作，选择质量较差的大学读研究生，过着“农村漂流”或“下乡”的生活。场地”。这不仅造成了人口回流，也体现了年轻人群体对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空间的理性反思和重塑。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兴起就业机会、平台经济和远程工作技术的传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了一种被称为“数字游牧”的数字游牧主义。这是一种翻译和再现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想象的方式。 《数字游牧时代：共享经济中“年轻化”人群零成本创业新常态》作者：李明华谈林版：中国经济报2022年1月到2035年，全球预计将有10亿数字游牧民。数字游牧民族往往遵循反向迁移轨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到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逃离大城市，迁移到自然景观优美、气候生态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善的小城镇和乡村，实行数字游牧。云南大理类似的地方n省和浙江省安吉已迅速成为中国典型的数字游牧目的地。由笔者参与的大理数字游牧社区于2024年上半年策划。 ・根据开展的《全景数字游牧洞察报告》显示，80%的数字游牧群体属于90后、2000后群体，85%以上拥有学士以上学历，25%以上数字游牧群体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调查还发现，安吉数字游牧民平均年龄28岁，89%受过高等教育，30%以上拥有硕士、博士学位，23%有出国留学经历。可见国内数字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知识属性。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意志控制下的人口从低城市化环境中被动迁移的话，本质上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实践形式。在“反对城市化的政治动员”中，当前城市青年的重返乡村，是由他们的知识创造力和社会心态、个人观念和多元认知驱动的，这与传统的回归不同。如果向前的生活寻求生存机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以数字游牧为代表的落后的生活实践？年轻人对数字游牧的热情背后隐藏着哪些公共问题？对新的社会实践的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实践。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紧张，以及当代青年应对社会变革形成的新的集体意识和行为策略。一、问题、观点和方法 数字游牧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97年，牧本次生和大卫·曼纳斯就预言，在未来的社会中，人类将依靠现代技术来实现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他们“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生活方式。 20 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预测已经成为现实，数字游牧民族正在塑造现代文化。 《OC数字游牧者研究第一线》主编：姚建华版：格致出版社2024年9月（一）中西数字游牧者研究的方法与差异西方学术界关于数字游牧者的争论颇多。数字游牧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可以通过“独立于地点”的远程工作来自由探索自己和世界。数字游牧民族被称为数字游牧民族。目前，西方对数字游牧民族的研究主要从数字工作、旅游休闲、生活方式等角度关注个人移动、地域套利、劳逸平衡、社区建设四个核心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游牧民通常被认为是知识分子阶层和新兴创意。爱沙尼亚、里斯本、克罗地亚、冰岛、西班牙、希腊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吸引数字游牧者的优惠政策，试图通过数字游牧群体带动地区经济复苏。但也有多种观点认为，数字游牧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难以融入当地文化和传统的鸿沟。当地居民还谴责他们是入侵和掠夺土地的“新殖民主义者”，在人民和土地之间制造了敌对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数字游牧民族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流行后逐渐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两年多的田野调研中，作者发现，当西方的问题和以往的研究结论被移植到国内田野进行观察和比较时，它们就“适应了”。要么有重大意义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或者西方资本主义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和担忧，在中国并不突出。由此，研究人员意识到，在数字游牧民族的话题上，中西方经验之间并没有直接对话。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数字游牧者”的概念已经转化为旅行。尽管中国和西方有相同的术语“数字游牧民族”，但它实际上指的是非常不同和独特的群体经历。电影《海滩》（2000）剧照。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研究已聚焦中国语境，对数字游牧民族的社会空间生产、地方感建构、社会互动、情感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考察。一些研究将游牧民族数字游牧民族纳入重要国家战略的解释框架中，例如青年创业、青年返乡乡村振兴等。深入他们的起源地，以个案的形式讲述数字游牧民族中国化的实践路径。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游牧民族的身份是在对数字游牧民族的身份进行研究，包括从青年亚文化的角度研究数字游牧民族的反身性。上述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国家数字游牧民族研究的基本图景和理论想象，并试图从不同角度回应数字游牧民族定位实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而，现有研究基本上将数字游牧视为一个现成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缺乏对民族数字游牧文化生成过程及其背后深刻走向的了解。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原籍国”的二元解释框架，从个体化和亚文化的角度定位，或者定位将其纳入乡村振兴的框架内。数字游牧中自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中国数字游牧实践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观察和接触还不够。大多数研究依赖于网络文本和半结构化访谈，很少对这一群体进行纵向、持续、多维度的参与式访谈，难以满足深入的情境化研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便于研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数字游牧空间标识明显的单一大型数字游牧社区，例如浙江省安吉市ADN数字游牧公社和河南省光山数字游牧基地。然而，正如作者在另一项研究（张文娟、张令科：《未完成的身份：中国式数字游牧身份的中介制造与协商——基于大理数字游牧社区的实地调查》）中发现，“N《ews与写作》第7期（2024年），这些网站的同质性非常高，即都是由政府、企业等政治和商业力量主导的“围墙建筑”。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运营团队。这类数字游牧社区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和业务，有背景。它从一开始就被嵌入到国家意志、主导话语和商业逻辑中，并且是 或明或暗地纳入地方振兴、人力资源开发、青年返乡创业就业等地方政绩的假设和考量。这些游牧聚落很多已经“转变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打造的文化旅游经济产品”。因此，它的日常运作逻辑、它的社区氛围、它的对外宣传等等都不能完全反映或等同起来。以现代青年的主观愿望和策略为主体。中国现代青年中数字游民的崛起既有全球因素，也有中国具体情况。相比国外数字游牧民的全球停留，国内数字游牧民因户籍、签证等制度因素，大多局限于境内及周边国家的迁徙。西方的游牧信仰和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愿景在中国很难实现。全球数字游牧实践中呈现的新殖民主义解决资本主义、不平等和种族问题的方法并没有在国内本地化实践中得到阐明。 “数字游牧”旅游概念是针对中国化进程而提出的，不能简单地与西方相比较。尽管数字游牧似乎是个人选择，但个人问题和日常生活往往与公共问题相关。 《社会学想象力》作者：[美]查尔es Wright Mills 译者：李康 版本类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3 月 因此，本研究提供了现代中国青年数字游牧实践的三维视角，并与数字游牧现象本身的横断面观察进行比较。通过维度观察，我们希望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现代中国青年会进行数字游牧？如何理解其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战略建议？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走向是什么？隐藏着哪些结构性问题？中国和西方的数字游牧实践有何差异？这些问题涉及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领域：现代性和社会转型。 （2）中国的数字游牧实践：“社会想象”的解释视角基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加拿大》。受“想象的社区”的启发，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理解现代性离不开某种社会想象。由此，他用想象关联的实践来更好地理解西方现代性，成为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分析之间的一座桥梁。福柯的广告。 “想象”作为一个概念并不与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现实相对立。 《现代社会想象》 作者：[增刊]查尔斯·泰勒 译者：林曼红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4年3月 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想象是指“人们想象自己的社会存在方式、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方式、自己与伴侣之间发生的事情、通常得到满足的期望以及这些期望背后的规范概念和形象。社会想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存在的想象和想象。” 社会意象是普通人对其社会环境的期望，不是从理论上表达的，而是通过图像、故事、传说等形式表达的。民族包括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相互期待和公共实践的集体意识，意味着人们对社会有一定的理解和投射，对时代精神有共同的认识，对社会道德秩序（道德秩序）有共识。在此基础上，社会想象力帮助人们使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和他们想要采取的行动在当今社会成为可能和容易实现。简而言之，社会想象是“一种使人们的实践得以实现并具有广泛共享的合法性的协议”。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想象从而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实践模式。社会想象赋予特定的社会实践意义并使其成为可能，而特定的社会实践则展示了特定阶级的社会想象。两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电影《办公室空间》(1999) 的剧照。这种理论视角它不仅对西方现代性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而且也是理解非西方国家社会转型过程和不同现代性模式的共同视角。因此，有学者把社会想象的演化作为认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转型，把社会想象的演化作为认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思想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社会想象，“民族灵魂”的建设需要唤起新的积极的社会想象。基于此。此外，一些西方研究人员从数字游牧民族的“社会想象”出发，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和生活方式。作为“具有充足空间和能力的灵活解释工具”“酸”的社会想象可以帮助审视和理解当前面临社会变革和结构性困难的中国青年群体为何以及如何以“数字游牧民族”的名义创造性地将某些社会想象转化为新的社会实践，以及不同力量如何利用它来激发和唤起新的积极的社会想象，并将其整合并转化为与国家战略挂钩的青年力量。（3）“达利福尼亚”：中流2024年初，纽约 《泰晤士报》题为《欢迎来到‘大理福尼亚’：中国年轻人的‘乌托邦’》的报道向世界介绍了数字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将大理描述为“中国不墨守成规、游牧民族或纯粹好奇者的绿洲”。这座城市的绰号表达了对加利福尼亚州及其阳光明媚、轻松、树木茂盛的刻板印象的敬意。 ”纪录片《大理之声》（2019）截图。据估计，目前有超过70个数字游牧社区在国内。与大规模的政商模式相比，大理星罗棋布着十多个由年轻人自发形成的草根数字游牧社区。大多数社区领导者都是高级数字游牧者。这些小而分散但联系紧密的社区，与达利固有的嬉皮精神和多元文化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分散而拥挤、难以完全复制的数字游牧社区。虽然没有可靠的数据来估计大理胡尼亚有多少数字游牧民族，但其文化特征在国内外数字游牧民族中是引人注目的。牵头向中国数字游牧者发出邀请函的中国WYa大理706青年空间，策划并协办了eb3会议“瓦猫的夏天”。或是中国首个数字游牧者共享办公空间“大理”在大理枢纽的诞生，或是在广州、北京、上海举办的首届跨城市数字游牧者大会由大理NCC共居共创社区实施……这些由大理起步的年轻人共同创造的、具有影响力的新文化实践，不断构建和强化着“大理”的精神密码。这不仅将大理作为“中国数字游牧文化摇篮”的象征性姿态与全球数字游牧网络连接起来，也对国内数字游牧文化的本土化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达利从2020年开始的数字游牧实践，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碰撞、融合、重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现代中国青年主观特征的本土化类型。 该国年轻人尝试融入社会的努力。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体现了对自身、对国家、对西方乃至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虽然它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国家数字游牧民研究中，“Darifonia”很少受到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达利的数字游牧社区尚未成为一种政治或商业模式，其外在表达偏向于个体的自我叙事。青年组。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国背景的社区实践与西方有所不同，可能与国家战略相关。如果说数字游牧现象是全球化时代社会流动性的反映，那么以大理为代表的草根数字游牧实践则处于一种介于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之间的等同状态。它不像政治或商业模式那样完全中国化，但也不同于西方模式。它可以被认为是自然进化中的一个短暂的样本。这种紧张而危急的局面是观察中国数字游牧民族翻译过程的绝佳窗口。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模式del 同步追踪数字游牧民族的“线上线下”空间动态和行为轨迹。我是。研究人员于2022年10月至2024年12月对大理市NCC共居共创社区、大理+共居共创社区、雪路数字游牧社区、RW研究院、大理706青年空间等10个当地具有数字游牧属性的青年社区进行了多次调查。雪中，我们将追踪整合大理数字游牧社区的30位年轻人，通过日常互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受访者社交媒体账号观察等方式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此外，研究人员还参与了6个大理数字游牧微信群、2个大理政府设立的官方数字游牧交流群，补充了对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100多个带有数字游牧及相关话题标签的社交账号的观察。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等，收集了相关媒体报道、公开出版物资料、音像资料等配套经验。材料。 2、多重社会想象与现代青年内心紧张“是时候摆脱野兽了！是时候逃离996了！是时候告别‘工人’身份了！是时候尝试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了！” 2020年底，706大理青年空间率先发出“来大理胡尼亚，发现‘数字游牧’新生活方式”的号召。 2022年底，大曹以70万日元年薪从北京某大型互联网公司“逃”到大理，共同创立了共居共创社区NCC。短短两年时间，大曹与合作伙伴在黄山、三亚、昆山等地建立了NCC，并策划并共同主办了两届全国数字游牧大会，旨在普及和推广数字游牧生活方式。 202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一间10平米的公共客厅大理的NCC社区里挤满了席地而坐的年轻人。自称“大理精神人”的李挥动双臂，热情呼吁。 “我们将重新思考如何利用剩下的八小时来创造我们的生活。”有需要。我们需要重建我们所生活的日常社区，而不是疏远和简化的交易关系。我们需要恢复工作中的空闲时间，探索和发现更广阔的世界……”这位年轻的上海人谈到了上海青年空间计划，并确立了以下目标：电视剧《风往何处去》（2023）的剧照，“再现上海大理”。这一切似乎都是达利城市青年发起和领导的一场活生生的新运动，激发和促进了年轻人对户外的想象力。查尔斯·泰勒认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依靠社会想象来创造生活。形成对特定社会实践模式的认同，使人们的社会实践能够在自己的认识中得以落实。不同阶级的社会实践也是由这个群体的想象力和社会化所决定的。可以说，数字游牧既是当下个体的困惑与解析，也是年轻人的社会想象。这是一个表达。现代青年在多重社会想象及其张力的控制下不断探索新的社会实践。这也是中国数字游民崛起的深层背景。 （一）时间感知与个体退出加速社会《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概述》 作者：【德国】哈特穆特·罗莎 译者：郑佐宇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密涅瓦出版社 2018年1月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莎将现代化史解读为社会加速史并相信现代社会是“受控、管制和协调的”。 “受僵化的世俗制度统治”，其背后隐藏着现代社会极权主义方面的“社会加速逻辑”，这将导致社会中新的异化形式的出现。当前，技术、社会变革和生活节奏的三重加速及其带来的新的疏离感，基于罗莎的“加速社会”理论，正在逐渐渗透年轻人的社会想象和体现认知，并不断形成社会参与的共识。 “996”、“007”控制下的“工人”、“社会动物”生活在“时间的暴政”之下，年轻人时时刻刻感受到社会时钟的控制和纪律。 《时间概念》 作者：吴国胜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9年5月 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加速催生的个性化趋势，引领了人们的生活以“我”为优先顺序。 “为自己而活”的个人要求在年轻人的社会想象中不断扩大和增长，他们明白，要获得世俗的成功，他们必须沿着现代性设计的时间轨迹坚强地奔跑，忍受压迫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体想象力使他们想要逃离既定的时间牢笼，渴望寻求新的社会实践形式，打破社会时钟的纪律，重新掌握时间的主权。 “我特别不喜欢分级和等级化的工作模式，每天都被大城市紧张的生活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 （D10）因此，年轻人渴望推出一系列或短期或长期的“逃生计划”，重新思考现代危机和风险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现代标准化的工作制度和枯燥的日常生活，反思和探索自己的身份。 （二）概念重组d 移动社会中的关系空间。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促进了人口、信息、资本、技术的不断流动，促进了城乡、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现代社会表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流动性特征。相关的不确定性早已深深植根于年轻人的社会想象中，并被认为是“世界运转的方式”。同时，随着国内移动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人、物、环境随时随地连接并融入虚拟空间，催生了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新型人类行为。配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轻型移动数字设备，以及技能和特定专业知识，当今的年轻人可以满足大都市地区的生产需求。它提供即时的李关注元素、生存机会、人际关系、社会资源等，让身体逃离大都市令人窒息的高度现代的空间和秩序，让它自主地选择和改变自己的位置和时间节奏，并根据其中的场景灵活地构成和处理关系。一些掌握了数字化生产关键技术的年轻人，具备了成为“移动知识工人”的条件。然而，去哪里游泳呢？我的家乡在哪里？ “已经成为流动青年面临的问题。大多数年轻人都会不愿意回到家乡。这是因为家乡意味着被动的身份关系，被困在一个身份存在的实体中。但由于多年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他无法融入家乡的熟人社会，亲人也不理解他。(D08)面临“逃离大城市的双重困境”和“回不了家乡”，一些小城镇、乡村凭借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包容的文化、发达的基础设施，成为年轻人的避风港。“在这里，我们会感觉自己的进步和倒退都在自己掌控之中。” (D08)然而，空间边界的开放也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场所的关系在流动与固定、亲密与疏离的过程中不断解体与重组。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并接受因移民而导致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的频繁变化以及面临的多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处理松散和临时的关系， 伴随着移民而兴起，并渴望在移民中找到“家”。 （三）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和阶层（阶层）的重建 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价值观从“群体为本”转变为“个人为本”，个人的倾向、判断、选择和决定始终受到重视和重视。 《人生是沙漠，不是线索》传达了当今年轻人不断变化的个人价值观，代表了年轻一代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重心已从制造业转向创意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在加速超个体的形成。以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谓的“创意阶层”为代表的新精英文化群体取代了凡勃伦时代的“休闲阶层”，成为新经济时代的胜利者。这个群体因共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而团结在一起。与对物质的追求相比，他们更注重对知识的渴求和同情心，并通过知识获得更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效益。文化意识。这个获取知识和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影响你的社会地位将会显露出来。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似的知识体系，有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定的集体意识。由于以往的阶层划分无法有效地包容和识别这一具有突出优势的新文化精英，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卡里德·哈克特将其称为“渴望阶层”。他们敢于放弃社会的主要评价体系和生活时空的积极轨迹。人们寻找适合自己需求的生活方式的动力、知识和创造力。与凡勃伦描述的有闲阶级不同，这个新兴阶级不再以经济水平来定义或想象自己，也不再通过炫耀性消费或休闲来表达自己。相反，他通过非物质手段，即文化符号来强调自己的阶级身份。您的消费你的行为反映了你的知识体系、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他们不再以物质的标准来定义家庭梦想和个人幸福，而是通过知识和文化的实践和符号来重构人生的价值。 《小额一笔：新精英的消费选择》作者：【EE．美国]伊丽莎白·克里德·霍尔基特 译者：英楠 出版社：海南出版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既是上述三重社会想象的“剧作家”又是“演员”。他们理解既定的社会秩序，但也想逃离它、破坏它。随着全球数字游牧潮流的持续推动，以及新冠疫情和年轻人退休、失业、减薪浪潮等国内外形势，一些原本在大城市按部就班的年轻人正在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k并不断问自己：“上班的意义是什么？”工作？”“有你梦想的工作吗？”“生活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吗？”“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决定尝试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3. 翻译社会想象：以“数字游牧民族”名义进行的野性实践 数字游牧主义对应了现代中国青年对野外生活的浪漫想象。尽管他们在处境的调整和现实中面临诸多困难，但不同的社会想象和内在的张力使他们相信这种野蛮的实践有其自身的社会条件和操作意义。这种数字游牧民族自下而上的本土化实践，是对当代青年当下社会想象的创造性翻译，标志着部分年轻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电视剧《风往何处去》(2023) 的静态图像。 （一）人生目标的改变：“不为追求幸福”2022年底，大草从一家互联网大公司“逃”到大理，意外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数字游牧者”和“NCC经理”不仅是他们现在的身份标签，更是他们的事业。大理NCC社区刚成立时，经常被“出圈”，成为全国数字游牧者的必经关卡，但并不是为了“赚钱” 业务。但大曹和他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坚韧。 “我们渴望和捍卫的是做出真心的决定，从‘完成使命’转向‘追求价值’，为自己工作和生活，而不是被秩序工具所疏远。” (D06) 从第一个“四墙的房子”开始，所有的桌椅都必须一起创建并顺利运行。放弃年薪的大曹先生 北京的数十万民众，已经越来越清楚、坚定地确定了这样做的意义。ngs。 “我在城市里的很多朋友无法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开始问我的商业模式，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自己，每年赚多少钱等等。说实话，现在我很难理解别人的意见。好吧，我不在乎。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在自然之外……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自然，找到第三种躺下的方式。 (D06)所谓第三条路 我是一个数字游民。他们是来自城市的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的旧工作来到大理成为数字游牧者。他们大多经济基础远低于中产阶级，但精神上却“更早”觉醒。他们的数字游牧实践“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为了构建一种意义感”。因此，促进传统价值观的瓦解是数字游牧民族变得自洽的第一步。它本质上是对主流规则和价值体系的逃避，试图探索结构性与主体性之间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反映一些年轻人的主观意识。 （2）作息秩序的重构：“赚钱，精神自由”“没有996号码或铁杆”“具体，没有加班，没有报告，没有PUA”（D03）热情地告诉研究人员数字游牧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Web3践行者、Dali+社区领袖，他将数字游牧理解为一种“挣钱、做事精神自由”的状态。数字游牧是一种反抗社会时钟的方式，它指的是时间秩序的重构和主体性的回归，为年轻人提供了逃离既定的现代时间秩序、回归主观时间领域的可能性。因此，数字游牧并不是受制于社会制度的被动迁移和机制，而是体现了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主动摆脱传统、固定的生活方式、大胆追求美好生活的冒险精神。数字游牧主义是一种追求工作和娱乐完全自由的西式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搭配。它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想象和期望。自由的重要性被视为从传统工人向数字游牧者转型的价值驱动力。兰：自由并不意味着炫耀。 “在达利面前赤身裸体、辞职”只不过是一种战略嘲讽，并没有什么作为的意思。曾经。 “我不朝九晚五工作，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工作。我认真对待我的工作……” (D25) Shark 从事在线教育营销工作，经常面临家人和朋友对他职业状况的质疑。作为一位走遍十多个国家的资深数字游民“Carrie Presso”来自安吉DNA和巴厘岛数字游牧社区的“旅行”到大理，在小红书上透露：“29岁，我是一个游牧者，因为我的数字生活方式，我有事可做，有钱可花。我可以随时出去探索，随时可以安定下来，活在当下。”电视连续剧“太阳米”(2004) 的框架。事实上，大理数字游牧圈几乎每天都会推出各种社区活动。以NCC公众号发布的《达利马德活动周报》为例，2023年10月27日至2023年1月1日，1月2日这一周，共举办了18场形式多样、开放性的活动，包括经典歌谣、48小时生活实验、插花体验、英语奇迹工作坊、电影之夜、AI在线学习、万圣节摇摆派对、绘画疗法、商业创新创意等。会议、科学传播等。活动。这些事件不不仅在周末举行，而且一年 365 天都举行。这个时间段是根据活动组织者的意愿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选择的，而不是故意绕过传统的固定工作时间。这些活动的形式和结构显然是不够的。这标志着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数字游牧者的时间自主权也随之消失，这意味着自由组织工作和休息的新秩序。 （三）自我定位转变：与数字相关的“不仅是劳动者，更是创造者” 在文字游牧者的日常互动中，“探索”和“创造”这两个词频繁出现。数字游牧主义不仅仅是“移动你的工作站”。上山下水是让远程工作变得更轻松的一种方式。然而，凸显了当今青年在转化社会想象的实践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观和创造力。因此，从数字游牧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仅是工人，也是创造者”（D09），即我们寻求并创造一种更理想的生活方式。2023年的秋天，十几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思考举办一场AI青年活动。会议将解码并与公众分享数字时代超级个体的生活方式。这是“首届数字游牧者大会”的开始。但一群孤立于现有基础设施和就业资源的年轻人如何在狭小的边界内实现这一目标？ 像大理这样的城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0天后，一群“草根团队”完成了这件“正确而又困难的事”（D06）。 “由个人组成的团队比同事有更强的归属感。这个重接之前的《河原猫之夏》。”2022年夏天，以年轻人为主策划的Web3中国大会“河原猫的夏天” 大理706因疫情防控取消，多家客栈、民宿、咖啡馆、酒吧和“秘密”被关闭部署在大理的稻田旁边，意外地体现了Web3去中心化、平权的精神。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纷纷来到大理，并为“为大理带来更多Web3合作伙伴，让大理与硅谷看齐”而感到自豪。娃猫之夏几乎在短时间内就宣告了领先地位，吸引了众多有理想、有能力的参与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报酬，而是为了获得远见和共识。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们致力于创造美丽、宏伟和有价值的东西。 (D09) 哲学硕士、《瓦卡特斯的夏天》主要作者石宇先生、上市公司战略顾问菲奥娜女士与美国留学归来的比利先生、加拿大青年凯莉先生合作组建了“WAMOLAB”团队。 “苏弧未来办公室”就是他们202，这就是第一个实施项目于第三年春天启动。为了在实体空间重现瓦夏的共创体验，大理著名有机素食社区业主免费为他们提供了300多平方米的室内办公空间和100多平方米的室外露台，免费共享办公空间“素食方舟”由此诞生。 “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大理才会发生吧！” (D09) “WAMOLAB”倡导和打造的数字游牧社区文化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以有趣和精通科技的方式吸引数字游牧者加入我们的社区之外，我们还希望创造一个自然、纯素、无烟、环保、节能、动物友好和健康绿色的办公环境。保守、简约、开放的生活方式。因此，来到这里的数字游牧民必须依靠上述理念和共识，否则他们会变得“不受欢迎”，但“他们以一种态度参与”“免费卖淫，不是为了赚钱”（D11），他们做这些事“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我在寻找”（D12）。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与西方国家相比，数字游牧在国内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和休闲实践，更突出地体现为一种青年群体的文化实践，而达利在这种新的文化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4）社区作为锚点： “我们在移动，但又紧密相连”。自由浪漫的游牧生活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寻找伴侣、获取资源、寻求合作。数字游牧社区为异国青年提供了临时的家，是人际交往、资源共享的重要场所，也是自我探索的重要场所。归属感可以提供心理和情感支持。因此，社区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游牧实践的锚。“共创”是自我激励的数字游牧社区最重要的组织方式。这包括对多样性、平等、共享、包容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主要涉及社区内部的“共享/共存/共创”和跨社区的“团队合作”。 “与共创”体现在两个层面。从物质形态上看，社区一般分为两种模式。共享办公空间，共存共创的空间。他们通过在线协作维持在线虚拟社区的链接、集合和运营，在真实与虚拟之间创造出一种“某种”。 “移动之家。”电影《心之花》（2014）的剧照。大多是达利最活跃的年轻数字游牧者。这些社区最初是建立在“共存和共同工作”的模式上的。通常，第一代贡献者会筹集资金。他们提前准备了钱，用来租房子住，搞社会活动。日常活动。 NCC、Dali+、RW Labs等数字游牧社区一直选择融入大理当地村落的传统白族庭院作为基地。在确保了物理空间后，他们开始在网上招募第一批免费居民。一个活着的共同创造者。网上一发布NCC第一批招聘计划，就收到了数百份申请。一周之内，23张床位全部被占用。被“选中”后，合住共创者开始购买家具和用品、测量尺寸、设计规划社区内的公共空间，很快开放了公共厨房、图书馆、健身房、共享办公室等功能区域。此外，大多数数字游牧社区利用Web3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理念，采用去中心化、民主、平等的自治管理技术来管理社区的日常运营。因此，大数字游牧民与年轻人酒店、民宿的共居共创社区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里没有老板和下属、老板和员工、服务或服务的概念。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D29）。通过友谊和信任，组织当地的公共生活，社区项目和活动相互联系，充分发挥共住者的自发性和创造力，交流技能和促进 兴趣。社区还体现了“齐心协力、共同创造”的特点。作为一个新兴的数字游牧社区，RW Labs 是一个以其官方账号“Cyber Visit”而闻名的新兴数字游牧社区，旨在促进和连接全市其他社区。组织者大雄及其团队还参与了四川DNβ资阳国际数字游牧社区的策划和推广。在大理，社区领袖频繁聚会，共同发起“大理社区”“绿茶会”，加强相互了解和交流。我们相信各个社区的力量，策划并打造《大理数字游牧者活动周指南》。社区成员不以物质财富、地位、商品消费、着装礼仪等作为阶级区分，而是基于文化符号资本和去中心化价值观的共识而相互认同，营造自下而上、和谐而不同、自由与自由的社区氛围。 平等。在NCC社区待了半年，周沫明白数字游牧社区是“一个我们尝试分享、分享、共创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做人的地方”。它具有三个要素：公共作为基础、流动性作为基础、主体性作为意义（D14）。同时，社区对于数字游牧民的重要性在于，在移动和停车的过程中“他们学会说再见” 好吧，当说再见时e，他们学会与自己和与他人联系。”这也是数字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主题之一”（D14）。因此，无论数字游牧民族“旅行”到哪里，他们作为一个社区的游牧身份和社区文化使他们“不断流动但紧密联系”（D06）。这些数字游牧社区散布在世界各地，作为关键节点，我们最终将这些点连接在一条连接全球数字网络的线上 游牧者并整理数字游牧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城市和国家、全球和地方、自己和他人。 （5）为自己辩护：“我的生活，你的梦想” 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位留着赤褐色短发的年轻女子自信而快乐地迎接“久坐”的数字游民，在社区花园里跳起了秋千。一年前，25岁的小燕辞去了上海一家广告俱乐部的工作，带着一份 押金3万元。六个月内我去了日本国内外22个地方。 “一个y自从我全身赤裸地退休以来，我过着别人羡慕的生活，也过着我小时候羡慕的大姐姐那样的生活。” (D30)晓阳不仅经常受邀与数字游牧社区分享她精彩的环球旅行生活，而且她还经常以数字游牧的身份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小红书手记：“六个月的裸言成就榜，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已获得上千个点赞，近三百条评论。感谢她作为小红书博主的身份和她的工作 随着成为一名保险代理人，小燕的数字游牧生活变得可持续，他也“很好地抚养了不幸的父母”（D30）。本次研究中受访的30名年轻人，包括大曹和小杨，拥有多个社交媒体账户，包括小红书。与“体制内”人相比，他们更主动地对外分享和表达自己，这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y 数字游牧民的活动。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往往是由他们所生活的话语环境决定的。在媒介社会中，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体报道。数字游牧者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职业，不能依赖传统的组织、机构、行业协会、文凭等来形成和识别自己的身份。相反，人们必须依靠一种特定的“神话系统”来真正完成身份工作。因此，数字游牧者被称为“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推动者”（DNPL）。他们主要通过在线叙事来美化和商品化数字游牧民的生活，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和职业的合法性。但这也掩盖了数字游牧生活“不足”的一面。社交媒体平台不仅为数字游牧者提供了自我表现的空间，也不断改变着青年群体的社会想象和他们在回应中产生的狂野实践。进入“媒体景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积极讲述自己的故事，有选择地展示自己生活中的内容，并有策略地创造真实且令人向往的图像。他们以媒介实践为主动手段，通过自我叙述、呈现勇敢自由的停留和心境的美丽浪漫的风景，在银幕上构建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想象，为自己非传统的生活选择进行自我辩护，这也是自我复制的重要环节。媒体仪式：批判性视角 作者：[英文]尼克·库尔德里 译者：崔曦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与此同时，数字媒体平台产生的情感结构影响着数字游牧民族交流“我们是谁”的方式，“情感社区”的形成不断产生共同的身份及其可见的“集体欣快感”。这些同时刺激了医学的欲望和行为银幕内外的朝圣，鼓励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去拜访媒体故事中有趣的人物，前往具有特定仪式和意义的“朝圣圣地”，亲自探索令人向往的野生动物。这些自备流量的媒体事件，与屏幕上游牧者的计划和路线紧密相连。在游牧行动之前，将通过屏幕建立潜在的数字游牧和迁徙网络，并通过“数字平台和智能手机”组织数字游牧过程中的详细路线导航、实时旅行信息和记录迁徙过程。数字游牧者利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和可见性来推销理想的数字游牧者生活方式。他们不断为大众创造“你梦想中的梦想”的想象。 4. 重塑社会想象力：从泛数字游牧民族到青年综合力量。数字诺玛的实践dism不仅是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想象的创造性翻译，也是一种“自我与国家”之间潜在的张力。这还包括国家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想象及其行为策略的监管、引导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游牧民族”的概念日益转型，在跨境旅行中脱离了西方的语境和逻辑，取而代之的是带有中国主导价值观的独特身份。由此，“数字游牧民族”的概念被本土化地诠释和重塑。 （一）身份框架的竞争与更替：从“游牧者”到“人才” 在西方语境中，数字游牧者往往以“游牧者”或“革命者”的形象出现，带有个人英雄主义、革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和主张，隐藏着挑战和颠覆既定结构的“理想化隐喻”。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秩序。然而，西方“数字游牧民族”的概念尚不明确且不断变化。新兴的“数字游牧民族”群体充满了期望、贬义，有时甚至是批评。各种研究发现，数字游牧民族在西方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共同建构下日益制度化、职业化，从而弱化了其原有的解放内涵。数字游牧主义并不是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挑战，而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机会主义调整”。西方数字游牧主义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延伸，而不是其替代。因此，“数字游牧民族”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常见的术语，因为它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概念，受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协商和竞争。考虑到个人身份和休闲身份，中国的数字游牧实践创造了一种泛数字游牧类型。因此，在该国的数字游牧群体中普遍观察到的是大量处于探索阶段但尚未达到专业标准的数字游牧群体，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这包括许多失业者、失业者、混乱者以及许多停学的学生。这些游牧式泛数字群体的存在，既是隐患，又是资源。电影《托斯卡纳》这也是出自《托斯卡纳艳阳下》(2003)。事实上，国内践行数字游牧主义的年轻人对“数字游牧”一词的翻译颇为不满，并在微信群中多次讨论。在他看来，“流浪者”一词与“难民”非常相似，都隐喻着朝不保夕的状态。这是一个“带有政治倾向的贬义词”，不仅“敏感”，而且“完全具有误导性”。我们不应该被污名化被誉为“世界最新潮流引领者”。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达利被认为是国家数字游牧文化的发源地，他说这里的数字游牧民“就像今天的‘嬉皮士’。他们自由、富有想象力，创造自己的想法和文化。”然而，作为一个边境小县，当地政府对待数字游牧民的态度早已是统一战线心态，始终强调人才。很多开创性的文化实践无法在大理落地，必须转移到“北上广”等周边城市。因此，一些年轻人抱怨达利距离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支持数字游牧民了。 (D05)“我们不是亚文化，更不是反主流。”(D14)他们在“数字游牧民族”的实践中，他们的集体意识和行动主张当然具有一定的亚文化特征，也表现出对西方语境的反应。从 b从一开始，他们就将数字游牧视为逃离现代时空秩序、传统工作模式和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他们也对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西方Web3乌托邦的愿景充满了憧憬和幻想。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和边缘性，因为他们试图以个人的身份解决结构问题，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反主流，更不是革命性的。中国的大多数所谓数字游牧民族并不像全球公民那样具有强烈的游牧信仰和政治观点。他们生活方式的重构与主导神学是一致的。目的不是反抗社会，而是探索新的道路和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数字游牧民依靠个人和社区来执行一系列身份识别任务。作为个体数字游牧者，他们利用日常媒体活动以一种新的方式取代了国家关于生命意义的传统认知框架。边缘叙事认为“生活是沙漠，而不是卡车”。作品通过展现自由旅行的美好风景和年轻人偏颇的心理状态，将数字游牧民族转变为人们向往的“理想生活”，并证明他们非常规的生活选择是合理的。作为数字游牧群体，一方面，我们用看得见的文化实践来解读和普及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始终在“平居”、“独居”和“不工作”之间划清界限，并近似“前卫科技人才”、“创意阶层”、“乡村建设乡村创新人才”等积极的社会想象让我们加入和连接。同时，社区也将领导的视察和关怀视为“特权”，释放官员，不断展现善意。大理雪路数字游牧社区曾被政府列为“青少年家园”。此外，他们普遍认为积极的合作主流媒体对数字游牧民的评价和定义是官方认可和认可的一种形式，在此过程中数字游牧民一度被降级到“过度开发”的媒体环境中。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也在积极推动数字游牧身份框架的更换。将数字游牧民族的身份重新解读和同化，从国家主要战略的框架和地方发展的主导叙事出发，将数字游牧民族的实践导向中国特色。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进一步加速了数字游牧民族身份的整合和本土化。以浙江安吉、河南光山、上海漕泾等政商模式为代表的数字游牧社区正在发展，旨在打造有助于区域振兴和创意产业的人才基地。数字游牧民已经从“不在这种现实和舆论形势下，大理政府也开始转变思维方式，在文化旅游和相关政策宣示中积极对接和组织数字游牧民族，从地方振兴和创意产业发展的角度思考和推动满足人力资源需求的方式，团结这群新的社会阶层，引导他们服务和扎根 在当地，支持数字游牧民转型为数字移民和数字村民。 （二）有限的个人实践：从“依靠自己”到“依靠国家” “安吉数字游牧社区的招聘政策确实很优秀。我一得知这个情况，就在安吉注册了一家公司。”（D10）原本是大理的数字游民的亚亚游牧者来到了浙江省安吉市，开始了“数字游牧”的新体验。此前，她曾受邀免费入住西南部某州一个新运营的政商模式的数字游牧社区，虽然基础设施和住宿条件都很好，但他也抱怨“我们当地的领导和当地人每天都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看着我们。”（D10）2024年10月“关于出版《加快旅游进步》”“云南省旅游局” 《人口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将“努力把大理打造成全国对数字游牧民族最友善的创新创意居住地”，NCC和雪路数字游牧社区所属的大理水滴村将作为建设重点。雪路先生、于哥难掩激动，在朋友圈写道：“这一刻，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两年多来，在大理市各部门和主要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不断推进大理市重点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要求各行各业、各级部门对“数字游牧者”消除误解和误解。终于认出了pHear县！ “（D13）早在2023年9月，在于氏兄弟的动员和组织下，召开了‘大理数字游牧人联谊会’，雪儿小小的公共空间里挤满了当地的数字游牧年轻人，这是一次友好而真诚的座谈会。政府应该虚心听取数字游牧人的诉求和建议，确保每个人都提出改造数字游牧人的办法。数字移民中的塔鲁游牧人。似乎有 现在保留。个人“借力”与公共“转化”的过程已达成共识。从田野调查来看，国内数字游牧民族普遍具有主动突破主线、勇敢探索野外生活的自我叙事框架，但现实中他们并不拒绝回归主流。抵制个性化风险，避免偏见。秉持“活出自己的方式”的价值主张，他们不放弃融入，渴望与各方合作，对接国家政策和资源，而不是寻求保护或庇护的可能性。在国家体系框架内，他们以“数字游牧民族”的身份鼓励生活中的试错实验，而不惧怕偏离西方语境的主导话语，并积极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这种数字游牧实践虽然披着理想化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外衣，但实际上是自利导向的，涉及许多承诺，其乌托邦外表下有意带有现实色彩。因此，现代年轻人“为自己而活”的数字游牧实践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从数字游牧民的角度来看，“信任国家”寻求支持和支持承认国家主导的制度、资源和话语，实现“自我实现”是一条可持续、更可靠、更现实的道路。因此，以达利为代表的草根模式日益受到可持续性问题的挑战，必须面临转型。在政商模式本土化实践的另一条路中，浙江安吉、河南光山、四川资阳等数字游牧社区得到了高层的关注和支持，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和创意人才培养。很多社区在早期甚至愿意“花钱”体验数字游牧，造势。数字游牧民也愿意“旅行”到人才政策更好、营商环境更好的地方。数字游牧群体在自上而下的叙事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激发了更加积极和亲社会的想象力。游牧与乡村建设的有机融合被认为是数字游牧从自我实现走向社会创新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字游牧的区位实践中，“为己而生”与“为国而生”的关系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存在诸多隔阂和利己导向。 结构和代理之间耦合的可能性。泛数字游牧群体既不是致力于更广泛社会的反叛者，也不是地方振兴的主要力量。相反，他们在双方同意的层面上，将“相信自己”和“相信国家”结合起来，共同创造“理想生活”。从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外部流放成长为一种能够激发和唤起新的社会想象和社会活力的年轻力量 创新实践模式，从而整合从“潜在”到“明显”。 《失业游牧民向数字游牧民、数字村民和数字移民转型蓝图》为一些逃离主流的年轻人勾画出一条重新立足主流的现实道路。年轻人看似疯狂的数字游牧，无非是一种有限的个人实践。 （3）中国的数字游牧模式：一种前沿艺术 2024年夏天，基本的NCC模式试图改变。大草、大辉与安徽省黟县合作打造全新数字游牧聚集地，已有200余名数字游牧民报名参与。大草自豪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篇当地媒体关于NCC海岛数字游牧社区的报道，标题是：“领导来黟县‘新仙漂子’送温暖”。 (D06) 2024年11月上旬，NCC在黟县成功协办第二届数字游牧大会。我们邀请政界、学界、工业界和数字游牧民的朋友们，就数字游牧民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展开实验性讨论。当前数字游牧社区的政治和商业模式本质上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家拥有运营资产和服务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如果你指的是从社区购买，很难确保它反映了数字游牧民的首要地位和声音。这种模式的资产重、盈利周期长、内生动力不足等弊端逐渐显现。而总部位于易州的NCC正在探索并试图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找到平衡。 “NCC边岛社区已经开始与政府和东京都政府合作，但我们希望不忘初心继续合作。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为你们提供一个门户g 想要扩展生活可能性的人。与此同时，社会并不完全依赖政府。事实上，大多数社区网站都是与商业土地所有者合作，政府只是为公众提供政治和保障。设施。我们始终注重：慎重自身发展，坚守各方力量，避免成为纯粹的“乙方”角色，避免让乡村建设成为简单的经济交易。我们希望发挥各方力量，探索可持续的区域合作模式，充满机遇和活力。 (D06) 电视剧《Ikoku wa Good》(2021) 的静态图像。确实，数字游牧民族不断依靠技术和文化资本探索多元生计，从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主体地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它们都通过无数可能的方法和资源不断地被复制和重塑。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和商业模式最终会压制、忽视甚至改变数字游牧民的主观意愿，导致缺乏持续的内在动力。例如，浙江省安吉市的DNA数字游牧公社，基本上就是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的一部分。这种与生俱来的基因存在于多个参与者意志的交汇处，包括首都、政府、地方管理者和数字游牧者。不同的实体有不同的目标。对于数字人力资源的吸纳和转化，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也存在错位，因此虽然大部分区域振兴效应存在于宣传话语中，但现实中数字区域建设的协同效应尚未形成。达利的流行模型是动态的。但缺乏必要的融资和政治支持，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NCC 一线模型为探索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以数字游牧民为主体，与政商力量融合的平衡路径。另一方面，数字游牧民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标准的价值观和荒野生活哲学应该是前提。一方面，各国应在体制框架内以有限的方式进行干预，提供适当的支持、指导、转型、包容和治理。总之，中国的数字游牧模式考验的是个人战略与政商战略如何在摩擦界面巧妙地交织、互动，以及个人价值观、国家利益、组织智慧如何在社会想象层面进行有机协商和操控，达到“双方”与“需要”的边界技术。 5. 讨论：受访者描述了“数字游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及其当代重要性。 “不是每个人都“‘成为数字游牧民族’作为目标，更是一种手段，一种寻求更大自由的手段，一种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灵活方式，追求个人成长、自我实现以及探索新的文化、社会和地理环境的机会。”(D06)在中国的实践中，数字游牧主义代表着一种复杂的行为。一种复杂的处境：一些年轻人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很好地融入了全球数字游牧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更多的人回到了数字游牧民族。 城市工作场所。而一批批年轻人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引领下，正在将个人成长与乡村发展结合起来，完成从“游牧民族”到“当地人”或“移民”的身份转变，在迁徙中找到新的确定性。与西方更加明确的职业道路相比，中国的数字游牧身份更加开放和实验。将数字游牧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企业身份或 结果，我们fi尽管“数字工作”、“休闲”、“情感”构成了中西研究的共同视角，但很难完全解释中国数字游牧实践所蕴含的深层社会意义。本质上，数字游牧是结构性困境下的一种“自卫”，是当代中国青年“解放”和“再发展”的策略，这与年轻人对生活的想象和期望完美契合。 大自然中的自然规律，以及试错成本的低廉，鼓励志同道合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数字游牧民族”的名义冒险进入中国的小城镇，开始共同追求理想的生活。另一方面，年轻人以“数字游牧民族”的名义，将社会想象转化为特定空间（如小城镇、乡村）的社会实践，通过战略性地调用数字游牧民族身份实现资源替代和自我复制。氧另一方面，它调解自我呈现，激活社会和文化资本，促进群体价值主张，并将其合法化为自我实现的积极路径。数字游牧，以及裸露、露宿、间隔年等现象，展现了现代中国青年“为自己而活”的集体意识。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更加理想化、全球化和商品化，更容易作为一种话语方式与国家叙事相融合，从而连接和激发不同行动者的想象和参与。因此，数字游牧民族的野外实践绝不是一种被动的逃避，而是年轻人“逐渐脱离只强调斗争的主流文化，开始在自我斗争的基础上寻找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个人价值”的一种心理倾向和行为实践。这是一个充满动作的青少年个性化过程中的社会实验。这部作品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创造力、韧性和希望，他们借助特定阶层的社会想象来反思现代性，寻求摆脱“为己而活”与“为国而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可能出路。这本身就印证了现代中国社会在开放、包容、自由维度上的潜力，以及时代的社会期望和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独立建构的机会。与此同时，国家和市场力量也有兴趣将数字游牧主义转变为乡村振兴的有用方法。政治和经济力量通过扶持政策、就业引导计划、鼓励和公众评级制度等制度创新创造性地取代“数字游牧民”的概念，旨在刺激数字游牧民的发展。并唤起数字游牧民族新的社会想象，从而吸引年轻人。它旨在规范和塑造社会实践，让一些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年轻人重新融入国家发展的轨道。这种实践模式已深入融入国家话语，并正在成为中国数字游牧的主要途径。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在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的本土背景下，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与西方地理套利和新殖民主义逻辑截然不同的中国模式。这一演变过程也给“数字游牧者”的概念带来了重大变化。换句话说，西方输入时带来的个性化、自由化甚至反主流的强烈色彩正在被取代，并逐渐重组为符合中国主导价值观、适应中国发展的独特身份。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可见，“以数字游牧为手段”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个体青年来说，这是一种面对结构性压力、寻求自助和价值重塑的探索性策略。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它是振兴乡村、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工具。这种结合个人生存策略和国家治理工具的方法论，是在“个人与国家”动态博弈的利益限度内不断产生和发明的。这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移植西方的新概念和实践来想象和框定中国的数字游牧现象，必须谨慎对待理论服从本土经验的妥协路径来组织学术对话。与利用中国经验来检验、拓展和修复现有理论的研究方向不同，本文重点考察数字游牧民族在跨文化流动中的主动转型和适应性重组，进而探讨其背后的结构机制和文化政治意义。其基本目的是产生对问题的本土意识和中国语境的解释路径，以解释中国独特的社会变迁。 【来源】张文娟：《以‘数字游牧民族’之名：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想象的转译与重构——基于‘大理胡尼亚’的田野研究》，新闻传播研究，2025年第6期，第30-48页、126-127页。作者：张文娟（大理大学文学院教师）（自恋系特聘教授） 本期书评：黄殿林（中宣大学宣传学院教授）、陈英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正文摘录/修正罗东/薛景宁作序